第三方数据未拉取不能取款 大数据时代网络传销犯罪的新型防控

摘要

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呈现出以经营为掩盖、淡化零和属性、网络传播运作、资金流转迅速的新特征，在网络传销犯罪防控上存在犯罪流动隐蔽、管辖主体模糊，证据易于毁损、收集固定困难，人员资金跨境、追赃挽损困难的难题，需要将大数据技术充分运用到犯罪预警、侦查、研判、治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对传销信息的主动收集、及时预警、智能研判和高效运用，构建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传销风险化解与防范机制，遏制和治理网络传销犯罪。

关键词：网络传销；犯罪防控；大数据

2015 年，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数据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和犯罪防控的深刻转型，犯罪治理的重心由打击转向预防，犯罪防控由经验治理转向数据治理。目前，传销犯罪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度极高，且严重侵害公众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典型涉众型经济犯罪。其高智能、网络化特征日益凸显，单纯依靠群防群治的传统手段不足以应对，如何有效高效地应对网络传销犯罪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有必要厘清网络传销犯罪的新态势和新特征，结合大数据时代犯罪防控的理念和手段，提出有针对性的新型防控措施，从而有效遏制网络传销犯罪。

逻辑起点：网络传销犯罪的新态势和新特征

网络传销犯罪与传统传销犯罪相比较有何差异？网络传销犯罪有哪些类型和特征？传统犯罪防控手段在打击新型传销犯罪中存在哪些不足和缺陷？如何才能将大数据用好用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一一予以解答。

（一）网络传销犯罪的新态势

1.横向看网络传销犯罪

从横向看，网络传销犯罪与传统传销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有无现实犯罪地点方面，存在现实场所和虚拟场所之别。传统传销多选择可容纳众人的偏僻、隐蔽的现实地点，用于聚集听众、宣传和推销产品，拉人头多依靠简单纯粹的线下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而网络传销则是借助互联网，犯罪地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各种名义，自行创建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网络平台、网站或 APP，再借助即时通讯工具加以传播和拉人头。传统传销由于传销方式单一、犯罪痕迹凸显、犯罪现场可查，侦查人员和工商部门对其的查缉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固定都较为简单；而网络传销多为电子证据，收集难、证明难。

在有无实际产品以及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方面，存在有产品、质次价高和无产品之别。传统传销多依托于实际产品，上线多以推销产品为名拉人头和获得返利收益，传销兴盛之初，被认为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商品销售模式”，产品的市场价格在同类产品价格中偏高，但具有一定的质量。随着传销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其渐渐偏离了原有销售商品的初衷，后期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售后及退换货服务无保障，犯罪成本从产品质量转移到洗脑和宣讲上来。而网络传销大多依托虚拟产品，该虚拟产品被打造成“潮流趋势，发财致富的新手段”，实质上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由传销分子赋予其神秘且高昂的价值意义，成为传销网络会员竞相追逐的财富符号。

在有无强制性、暴力性方面，有强制暴力和温情洗脑之别。实务界最初以长江为界将传销犯罪分为“南派和北派”，猖獗于长江以南的属于“南派传销”，兴盛于长江以北的属于“北派传销”，“北派”推销产品和发展下线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具有强制性和暴力性，多表现为限制人身自由，而“南派传销”“经济邪教”特征凸显，一对一洗脑，自愿加入，重在精神控制，或以外地旅游、结交朋友为由异地邀约，或以政府扶持、投资项目为由诱人加入，或以返利、红利、高额回报为由聚敛钱财。“南派”在外观上与存在于社会公众头脑中的传销模式相去甚远。近年来随着传销活动不断树大分枝，寻找新的生存土壤，南北的地域差别已然趋同。

在传销手段和收益来源方面，传统传销仍未脱离销售商品的本义，以“直销”“商品营销”为名，其收益主要以销售数量为主要计算单位，辅之以拉人头数量为次要计算单位。而网络传销被冠以“人际网络学”“三商法”“几何倍增学”之名，有完整的“传销理论和传销文化”，传销组织被传销分子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以五级三阶制的组织架构为基础，扩展传销网络的覆盖面，其收益的取得包括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前者多表现为“入门费”，后者多表现为“推广费”“投资金额”，动态收益是网络传销犯罪组织的主要收益来源。

2.纵向看网络传销犯罪

从纵向看，网络传销犯罪历经从依托实物到脱离实物的运作模式的变化。早期的网络传销线上推销商品，线下发展会员，采取“实物+虚拟”“线 上+线下”的形式发展传销会员，多表现为直销类传销、微商微信类传销、消费返利类传销。近年来伴随着传销犯罪发展的日益智能化和隐蔽化，网络传销向脱离实物、制造概念、洗脑控制上转化。其多表现为以网络为载体，无实物，纯粹制造新奇概念，借助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发展下线、拉人头，并以洗脑式的精神控制代替传统的人身禁锢，包装潮流概念，鼓吹营销理论，俗称“经济邪教”“南派传销”。多在虚拟货币类传销、金融理财类传销、 慈善互助类传销、资本运作类传销中体现。如“1040阳光工程”资本运作传销、 “善心汇”慈善互助传销，均打着“政策扶持”“慈善爱心”“互助共富”的旗号，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彻底式洗脑，消除其戒备心理，拉其加入传销组织。

（二）网络传销犯罪的新特征

1.以经营为掩盖，淡化零和属性

零和游戏源于现代博弈论，由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于 20世纪 20年代创立，它倡导参与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归零。简单地来讲，就是两方对弈，总会一方赢，一方输。零和游戏的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在于此原理总不断显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此原理运用至犯罪中，犯罪分子作为犯罪收益的获得者，其犯罪行为的既遂，以遭受犯罪侵害一方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合法权益受损为代价。传销行为亦是如此，由于传销行为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具有“零和属性”，但是为了迷惑公众、 逃避打击，传销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方法有意淡化其“零和属性”，鼓吹“传销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是赢家，每个人都受益，每个人都是成功者，没有输家、赔家、失败者”的类似言论，诱人上当，骗取财物，淡化“零和属性”的“有赢必有输”论断；以具有一定实际经营范围和内容的外观进行包装和掩盖，有意淡化传销作为一种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的“零和”属性。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依据传销的模式进行划分，金融理财类传销、虚拟货币类传销、消费返利类传销、微商微信类传销数量占比最高，成为新型网络传销的主流模式。不难发现，网络传销的主流模式均具备“零和属性”被淡化的条件。譬如，某“黄金积分网络传销案”中，犯罪分子通过虚抬数字资产概念的虚拟价格，将黄金的保值升值功能无限夸大，并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层级和计酬的依据，宣传在黄金储值的市场中，只有升值，只有利润，只有回报，完全抛开市场价值规律，淡化“零和属性”，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2.网络运作传播，资金流转迅速

由于互联网的无边际性和传播性，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传销犯罪，其被害人涉众，犯罪后果的覆盖面广泛。以网络传销依托的运作平台模式来划分，可以将网络传销案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建或授意委托他人创建的网站为专门平台的网络传销。如将平台服务器搭设在境外，后台数据存储在境外，给公安机关打击和取证、固证工作带来较高难度。二是利用已存在的即时通讯软件或支付交易平台的网络传销。如“星火草原”微信传销案，利用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实施传销，借助于微信本身的自有客户、宣传渠道和支付手段，“星火草原”微信传销，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关注“星火草原”微信公众号的“粉丝”达到 1500余万人，各级“代理商”达到 150余万人，涉案金额 2 亿余元。随着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形式不断增多、手段不断优化、对象不断扩展，网银服务、移动支付业务蓬勃发展，传销组织的犯罪资金流转体现出即时性、便捷性、高效性的特征。传销犯罪行为人的资金流转手段日益丰富，流转时间日益缩短，流转专业化程度几近合规化程度。除了借助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逃避银监会等部门的资金监管，犯罪还通过部分非法支付平台实现资金的快速流转。非法支付平台为会员代办理境内资金流转服务，对外汇资金自动批量，化大为小，资金分流，转出境外，逃避监管和侦查追踪。

难点追踪：网络传销犯罪传统防控困境透析

目前，对网络传销犯罪的防控难点主要体现在犯罪跨省跨区，隐蔽性、流动性较强，多方机关均有管辖权，延误线索的及早发现；证明传销行为的证据多为电子证据，易毁损灭失，传统侦查手段难以收集和固定；涉案人员、涉案资金跨境流转，风险可控、追赃控赃方面是难题。概括起来，就是“发现难”“取证难”“处置难”。

（一）犯罪流动隐蔽，管辖主体模糊

网络传销犯罪具有传播和扩散的覆盖面广、危害结果的影响面大以及参与人员呈现出随机性、涉众性、跨区域甚至跨境的特征。现行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规定难以有效应对突破地域限制的网络传销案件，因而，明确管辖权，确定立案机关，仍然依据原有地域管辖之规定。各地公安机关接到本地的报案后，往往都自行侦办，而未逐级上报共同上级公安机关统一指挥协调。信息不畅，管辖不明，易出现某地经侦部门在侦办网络传销案件的过程中， 若干名核心侦查对象先后被其他警方拘留或逮捕，导致原侦办单位的侦查计划被打乱。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关于刑事管辖权的规定，犯罪的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均具有管辖权，在实务中，一起传销案件，公司注册地在甲地，传销网站平台的建立地在乙地，传销活动的宣传和传播地在丙地，组织领导者的藏匿地、犯罪违法所得实际取款地、挥霍地在丁地，多地经侦部门对一起传销案件同时具有管辖权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存在管辖争议，上级公安机关未批准或者未指定管辖时，一方面传销受害者面临举报、控告无门的尴尬境地，拖延案件的受案、立案程序的法定期限，另一方面， “犯罪地”所属公安机关当地搜查审查的证据面临着能否与立案机关有效对接，做好证据的转移及固定工作的考验。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需满足层级在三级以上且人数在三十人以上。由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网络传销线索是网络传销案件的主要线索来源之一，随着传销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和经验的增强，规避传销的立案追诉标准“三级且三十人”成为传销犯罪人逃避侦查的主要手段，在传销非法目的的支配下，有意将人员由聚

集式转为分散式、跨区域式和层级扁平化，每处“犯罪地”人数控制在三十人以下，这也给立案机关落实传销案件的追诉要求带来一定难度。

（二）证据易于毁损，收集固定困难

在网络传销案件的实际办理中，无论是在侦查环节的证据收集，还是在审判环节的证据采认，网络传销平台数据记载传销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和获取不法收益的犯罪事实，是判断构成传销犯罪行为、证实传销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四川仁寿陈利军、彭椿棋二人组织、领导传销罪一案中，该案审判长这样形容该案的证据:“本案中记载有全部传 销组织活动内容的网站数据是核心证据”。在办理传销案件的调查取证上，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和证明是难点。网站数据的收集与固定涉及第三方服务器数据的存储与提取，如果自建或者租用的服务器设在境外，想要调取该服务器上的数据，需要通过远程镜像备份、下载取证的方式和网站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来共同证明取证主体、方法和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仅需要警企合作，甚至需要外交协作，需要侦查的规范和合理，更需要技术的精准和有效，这也成为办理网络传销案件的关键所在。电子数据的易复制性、易篡改性和易被损坏性，对侦查人员收集、固定电子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案件中，不乏存在由犯罪行为人高智商化、专业化处理电子数据、逃避监管和打击的情况。例如一旦发现后台数据泄露，犯罪人随即关闭后台数据查询模块，屡次更换网站域名以及物理服务器，甚至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将网站平台数据全部删除，造成侦查人员难以收集电子数据。

（三）人员资金跨境，追赃挽损困难

网络传销犯罪跨境不仅体现在平台服务器跨境、传销组织者及参与人员跨境，还体现在涉案资金跨境。其一，网络服务器跨境。在网络传销案件中，电子数据多储存在后端服务器数据库中，服务器属重要的电子证据的载体。近年来传销组织者多租赁位于境外的网站服务器，以逃避监管，即便平台被查封，犯罪组织还能改头换面，重新建立平台，犯罪成本较低。其二，传销组织者及参与人员跨境。传销组织的“塔尖人员”多身处国外，无需亲自在 国内进行犯罪活动，使用网络账号和密码，授意骨干成员即可完成对国内传销活动的监控和管理，基本与现实生活脱离，身份、行踪难以确定。其三，涉案资金跨境。传销组织的产品虚拟化，缺乏实物、财务账册等实物证据、涉案资金在网络中的流转，在外观上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进行，通常国内的资金流转，可以通过违法资金查控平台进行查控和追缴，但近年来，传销组织者的反侦查措施愈加严密，其 中就表现在对资金流动数据的反侦查把控上，采取在资金到账之后，即时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等方式进行资金洗白和转移，赃款在传销组织者名下账户停留时间短，分散迅速。

突破路径：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传销犯罪新型防控

以新形势下网络传销的新态势和新特点为导向，需要以大数据理念为指引，重视涉传数据的价值和证明作用，挖掘数据背后的隐含信息，建立“数据导侦”侦查模式，破解网络传销防控工作的三大难题。

（一）大数据的特征

大数据时代，万物万联成为现实，从前因为硬件、软件、数据带来的限制被人类一一克服，云计算、传感、传递、转化技术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相互联通。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大数据”所下的定义，可将大数据的特征概括为“4V”：大量、高速、多样、价值。之所以称之为“大数据”， 就在于数据来源的广泛，也就是海量数据。目前的大数据应用技术不再采取随机分析法的方法，而是对可以被程序所捕捉和搜集到的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处理，借助云计算技术，对数据进行筛选、清洗和处理，发现数据背后隐含的信息，也能更清楚地理解事物或者事件的本质和未来的取向，而这一信息恰恰是公安机关办理的包括网络传销在内的经济犯罪案件所需要的必备信息。

（二）大数据在网络传销案件中的数源类型

大数据在涉网络传销案件中，其数源类型主要包括网络传销组织领导者、参与者的身份和通信数据、车辆运行轨迹数据、银行交易数据、资金流向数据。其数源类型与网络传销犯罪案件的“四要素”——人员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相对应，充分体现了数据间联系的客观性、多样性和普遍性。

1.身份和通信数据

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纵深发展，从户籍等基础身份信息，到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再到游戏账号、频繁出现的传销专业词汇的聊天记录，都是摸清网络传销组织领导者和参与人员上下线关系的关键数据。

2.车辆运行轨迹数据

根据以往办理网络传销犯罪案件的侦查经验，传销组织头目及高层人员通常都具有购买高档轿车，进行身份、财富包装的特点，因此，其车辆的运行轨迹，成为以车找人，抓获传销犯罪嫌疑人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智慧警务的深入发展与创新，基站、电子警察、智能卡口等一系列和大数据、云计算有关的设备，为网络传销人员的物理轨迹的预警与实时打击提供了可能。

3.银行交易数据和资金流向数据

针对传销组织上线对下线发放返利奖励的特点，骨干人员及其关联人员的资金交易流水，为侦查人员根据资金流特征确定是否符合传销类犯罪特征提供指引。

（三）大数据在网络传销犯罪中的证明价值

1.发现涉嫌传销的线索

网络传销组织领导者、参与者的身份和通信数据、车辆运行轨迹数据、银行交易数据、资金流向数据所呈现的异常情况，为发现网络传销犯罪提供重要线索。网络传销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除了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的移送外，通过调查行为人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资金轨迹，从数据在各个管理系统、金融机构和其他流通渠道内的现象特征，可以发现网络传销线索。例如，在经侦实践中，针对资金交易频繁、资金流转单向、资金来源异地等异常特征，循线追踪，发现可能涉嫌传销的犯罪人员和犯罪事实。

2.证明涉嫌传销的性质与罪名

通过对作案手段方法的不同描述，可以区分不同性质的犯罪。侦查传销案件时，符合人员层级特征、金额特征、返利特征的，可确定行为构成传销犯罪。例如，通过第三方网络支付方式，资金来源分散、资金量较大，部分资金回流、进账次数较多，且交易金额具有一定特征，可以此确定符合“拉人头”“入会费”“团队计酬”的犯罪特征。

3.证明传销组织的主犯和从犯

在网络传销案件中，可以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关系，追踪人物层级关系，由点到线，确定传销组织的整体组织架构。例如，可以通过追踪资金数据的流向，追溯资金的上游来源和下游流向，发现通道账户，根据涉案人员资金占有和支配金额的多少，确定其在传销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对传销犯罪所发挥作用的大小，为认定主犯和从犯提供证据支撑。

4.证明传销人员的犯罪数额和获利数额

网络传销案件中留下资金数据印记的“犯罪场所”有很多，这些数据以日志、标签、代码等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各种介质里，遗留在犯罪的网络空间中。通过技术手段可将数据还原，发现“资金流”，锁定特定账户信息，对于只进不出、交易频繁、资金沉淀的账户账目，是证明传销人员犯罪数额和获利数额的关键电子证据。

破解对策：利用大数据技术的网络传销犯罪的新型防控措施

为了实现对网络传销的精准打击，需要以数据为核心，以情报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积极探索网络传销犯罪的新型防控模式。在犯罪预警、侦查、研判、治理环节，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对传销信息的主动收集，及时预警，智能研判和高效运用。建立智能化数据模型，实现对传销行为精准识别；实行互联网定向监测，实现对传销组织精准定位；开展大数据挖掘分析，实现对传销线索精准运用。

（一）犯罪预警：建设网络传销综合监测平台

如何及早发现案源，对查办传销案件至关重要，数据源、目标对象均具有模糊性，而隐患信息的排查主要是为了确定重点目标，进行重点打击，如何盘活数据，确定打击重点，是公安机关在网络传销犯罪防控中需要解决的第一步难题。这就需要公安经侦部门将大数据情报信息根据传销之特征，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定期汇总。公安工商部门可与科技公司合作，共同研发监测平台，实现对传销犯罪的“早发现、早定性、早打击”。平台可对重点网站进行定向监测，借助搜索引擎进行广泛采集，对市场环境扫描取像，由平台自动识别采集到的涉嫌传销的情报信息。其功能可分为查询、统计、研判、处置。监测平台对疑似传销行为的查询和统计 是为预警而服务的。可对每一个监测点设置风险指数，该指数是由平台根据传销的典型特征、传播量、 欺骗性和危害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的综合性数值。风险指数越高，涉嫌传销的可能性越高，需要及时打击；风险指数低，传销行为一般处在发展初期，尚不成熟，需要及时劝诫和教育。此外，还可研发传销态势图，将传销风险可视化展示。星点呈 现密集的区域，涉嫌传销的情报信息数量就越多， 也就是传销的高发区域，星点呈现少且分散，证明该区域的网络传销处于总体可控态势，将平台打造 成多功能、多维展示的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涉传情 报信息态势图，为下一步公安机关的适时打击提供 参考。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从不同大数据源获取同样的数据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行数据间的甄别，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从客户自身的服务器恢复中获 取，或者从第三方服务器储存公司的总服务器中获 取，或者从银行关联账户的资金流水中获取。此外 可将近五年来工商和市场监管职能部门的打传处罚信息与公安机关的涉传数据进行比对，获取有效信息，确定一批重点目标，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发现传销苗头，早上报，早干预。

（二）犯罪侦查：建立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电子取证实验室

收集并固定电子证据，是查办网络传销案件的 关键环节。建立网络传销案件电子证据取证实验室， 对传销组织和传销行为解析成像，破解网络传销“取 证难”。电子取证实验室需要同时具备司法鉴定资 格。目前，公安机关与科技公司共同研发的取证设 备和取证手段都能为网络传销案件电子证据的收集 和固定提供技术支持。针对实践中多数传销网站服 务器设在外地甚至境外的情况，依靠传统侦查手段 难以获得有力证据，可依托电子取证实验室，一体式、系统化完成某一特定网络传销案件的电子数据取证和固定，即使后期犯罪嫌疑人将涉传网站关闭， 销毁后台数据，仍可以依据已经调取的电子数据证 明其犯罪事实。首先，对传销组织传播和宣传行为 证据的收集固定。在网络传销案件中，常见的电子 证据有：通信类电子数据、视频类电子数据、网站平台电子数据。例如，通话记录、手机短信记录等 文字或语音信息有助于证明网络传销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拉人头的内容，可借助手机取证设备提取 电子数据。银行的视频监控有助于查找从事资金交易人员，判断资金流向。网站平台类电子数据主要 来源于执法机关依法扣押的实施传销的犯罪工具电脑、服务器等存储设备，可运用取证塔恢复、提取 涉案电脑的电子数据。其次，对于已经掌握传销参 与人员登录名和密码的案件，可运用执法工作服务 云设备，通过同步录像、实时屏幕展示的方式，针对网站平台会员管理系统中的会员层级、交易情况、 返利情况等电子数据进行固定，有效解决服务器电 子数据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增强了对网络传销违法 行为的调查取证能力，最终出具司法鉴定报告。

（三）犯罪研判：建立网络传销类罪模型

目前，公安机关享有独立自主研发版权的网络传销案件数据分析平台寥寥无几，应用于全国或某 地市的网络传销数据分析平台多数是公安机关与科技公司共同研发的。应以公安经侦部门为主导，创 建经侦特有的大数据警务应用技术平台并实现跨域 跨警种整合，包括违法犯罪资金查控平台、经济罪情报导侦平台、全国经侦信息系统及各类网络搜索工具等，鼓励并支持各地公安经侦部门积极推进本地区的违法犯罪资金查控平台建设和其他大数据 和信息化技术平台建设，并通过情报导侦平台实现 全国经侦部门的共享，改变以往经侦部门对网络传 销案件信息的收集、储存割裂式、单一式的做法，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之下，汇聚各个部门的监测风险点，真正将大数据所创造的条件形成互通互联的信息网，实现共享的目的。线下由专人组成监测分析小组，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通过数据平台的数据抓取和交叉分析、特征解析、智能追踪、 模型识别、关联挖掘等技术和建模系统，收集传销样本，建立数据模型，加强数据挖掘。监测平台不仅可以通过监测形成涉传名录，还可以对传销疑似行为进行多维分析、明确传销指数、余案追踪、情报研判。类罪模型可以综合运用逻辑推断、横向比对、纵向关联、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传销组织进行人员分析、资金分析、层级分析，锁定犯罪特征， 刻画关键成员，生成树状图，展示组织架构，掌握主要的行为发生地，分析传销的蔓延形势，为公安 执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四）犯罪治理：建立线上监测线下处置机制

需要建立线上监测线下处置机制，联动查证，实现对网络传销犯罪的全面治理。首先，实现经侦数据与相关数据互通互联。犯罪研判环节所需要的传销类罪模型和资金流分析软件的智能化分析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数据信息量基础之上，单一或者少量的数据信息无法体现出相似性，数据筛选和清洗、行为识别和打击更无从谈起。目前，公安部门内部所涉及犯罪的数据较为封闭，呈现各自为营的状态，不利于犯罪信息的收集。可由部局牵头，省公安厅及各地市公安局经侦部门参与，将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网络预警等机制通过云计算、云端系统进行 犯罪信息的梳理、汇总以及整合。经济犯罪侦查部 门需要加强与工商、税务、银行反洗钱等行政部门或者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共享合作，强化执法监督，加强违法犯罪数据的预警研判，实现行 政监管部门的违法违纪数据资源的端口开放与共享共建。在共享机制的建设中，可以考虑引进数据利 用互利有偿共享机制。谁创建大数据谁受益，谁共享大数据谁付费等政策。充分运用大数据对传销活动进行层级管控、分类管理、科学处置，共同落实稳控措施，在线上大数据技术平台对传销活动监控的技术支撑下，线下查证传销窝点，及时打击。其次，经侦部门可与相关公司深入合作，共享大数据监测成果，定期交互情报信息，研判传销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及特征。最后，线上对疑似、发生过、查处过传销的私房出租户、写字楼、商务楼、宾馆 酒店等高频区域进行实时监控，线下对传销的高发 区域进行常态“排雷”，确定传销窝点，掌握传销组织动态，及时教育劝返传销人员，消除犯罪隐患，不断总结和创新网络传销技战法，构建以大数据为 核心的网络传销风险化解与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