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网络出黑平台 网络黑产事件的舆情风险研判及应对策略
编者按:网络黑产,根据《人民法院报》的定义,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威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网络空间管理秩序,甚至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威胁的非法产业。据《数字金融反欺诈白皮书》、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等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国内网络黑产主要活跃在拼团、互联网金融、电商、游戏、音乐等多个领域,有欺诈风险的平台2万多家,从业人员达150万人,年收益已经突破千亿。实际上,因网络黑产引发的网络热点舆情事件也多次曝出,频频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和热议。本文收集近一年以来,舆论场引发较高关注的涉网络黑产舆情事件,分析此类舆情中存在的风险,并据此提出应对建议,为参与处置的政法机关提供参考。
舆情事件
类型一:公共场所**事件(舆情量:195.2万)
今年以来,媒体曝光在酒店、公共卫生间等场所**的事件日趋增多,《人民日报》《新京报》等媒体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后揭示出,**已形成从购买设备到**视频再到出售账号或者付费观看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2019年8月,网络大V“花总”在其最新推出的IP节目《花总鉴识录》更是对公共场所**的种种细节进行揭秘。节目中,“花总”展示了网约车、洗手间、平价酒店等公共场景中的**方式以及大量鲜活案例,播出后迅速引发舆论热议,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不少网民表示,这些**行为已经对个人隐私构成极大侵犯,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严打严惩这股歪风。但据媒体调查指出,在多起涉嫌**的案例中,惩治**人员大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法律专家也表示,在刑事上很难对**进行界定。
类型二:艺人虚假流量事件(舆情量:193.2万)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流量博弈愈演愈烈,相关领域黑产链条已经规模化。今年2月23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以“惊人的数据”为题,揭露了当今娱乐圈的假数据现象,矛头对准了一些“顶级流量”明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据报道,“流量小生”蔡徐坤一条宣传新歌微博转发量达到1亿,这意味着3.37亿微博用户中,每3个用户就有一人转发。此事引发舆论对“买粉刷量”的讨论。6月中旬,北京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利用非法APP恶意刷量、流量造假的刑事案件,而涉案应用“星援APP”便是1亿转发量的幕后推手。
类型三:公民身份信息倒卖事件(舆情量:131.8万)
2019年4月25日,福建福州警方对外通报称,涉嫌弑母的北大学子吴谢宇已被抓获。警方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吴谢宇逃亡期间通过网络购买30多张身份证,一直在国内活动。舆论对吴谢宇如何从网络获取大量身份证产生疑问。《新京报》记者调查后发现,网络兜售证件现象存在已久,甚至从网络暗藏售卖信息、专人对接沟通、提供身份证选图链接到最后交易、发货,形成了一整条流程严密的黑色产业链。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证实,蚂蚁金服集团安全部高级专家张博给出的数据显示,因倒卖、遗失等原因而游离在市场上的身份证件达1000万张以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有关人士也指出,黑灰产业用非法获取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开银行卡,将公民的原始身份信息转化为账号信息,售卖价格可以增长数十倍。
类型四:“杀猪盘”事件(舆情量:21.9万)
今年以来,“杀猪盘”这一网络流行词屡屡见诸媒体报道,而其背后反映的则是一种新近兴起的东南亚**骗局,这种骗局以交友名义诱骗被害人进入**平台或虚假投资平台投入资金实施诈骗。公安部相关人士表示,这是“当前令群众损失最大、危害最突出的案类,案均损失是别类的近5倍”,大量受害人巨额资产被骗,甚至有人自杀。最高检最新调研报告也显示,2019年上半年,虚假交友诱导**的月均举报数量总体急剧上升,后经平台专项治理和宣传曝光,该类诈骗增长势头有所遏制,数据开始回落。
类型五: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舆情量:9.5万)
2018年8月28日,网曝华住酒店集团5亿余条酒店开房记录疑在暗网售卖,被售卖的信息涉及到用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开房记录等内容,遭信息泄露的酒店几乎涵盖了华住旗下所有的酒店类型。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公众对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拷问,不少网民追问信息泄露的源头所在。有安全专家表示,如果泄露的全部信息为真,这将很有可能是近5年内国内最大最严重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9月17日,华住集团发布关于声明,称案件已告破,在暗网上试图兜售数据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有酒店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酒店信息泄漏已经成为顽疾,未来酒店应该在后台数据控制方面加强管理。
类型六:网络“羊毛党”事件 (舆情量:7.7万)
2019年1 月 20 日凌晨,网络曝出拼多多系统出现漏洞,可以无限制领取 100 元的通用优惠券,随后大批用户蜂拥而至,部分礼券被迅速用于购买话费、虚拟货币等商品并达成交易。凌晨 5 点左右,该消息从“羊毛党”内部群扩散到公开渠道,引发第二轮抢券高潮。一直到当日 10 时许,该漏洞才被拼多多最终修复,所有相关优惠券下架,然而拼多多还是在一夜之间被薅走近千万元。经过调查,拼多多方面将引发此次事件的矛头指向了“黑产团伙”。对此,《科技日报》等媒体报道时指出,这是黑产团伙利用新技术挑战网络安全的典型事件。同样,2018年底和2019年6月,在星巴克和QQ音乐等知名企业和平台中,均出现了网络黑产团伙利用注册虚假账号和系统漏洞来牟取非法利益的活动,虽然相关企业及时进行了反制措施,但依然遭受较大损失。
风险解析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到,网络黑产已经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其中显现出的一些舆情风险如果未加注意,很可能导致类似舆情反复发酵,进而加大参与处置部门的舆论压力。
1. 黑产手段翻新 舆情类型及范围不断扩大
与一般的网络犯罪和网络威胁相比,网络黑产由于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需要不断更新手段方法才能长期且大范围的欺骗蒙蔽网络用户。因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黑产已经能够精准地抓住用户的心理诉求和痛点,并根据最新的产业热点,利用人工智能不断翻新骗术,由此引发舆情的事件类型及范围也不断延伸。例如,个人身份证倒卖已经从以往的单纯倒卖证件,上升到将居民的身份信息转化为各类账号信息进行打包售卖;**诈骗、投资诈骗在网络黑产的包装下下,演化为极具针对性的“杀猪盘”等新方法。
2. 受害范围点多面广 易形成瞬时压力
在网络黑产引发的舆情事件中,受害方除了一些商业平台外,更多更广的还是遍布普通群众。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在含有大量受害者的事件中,舆论的愤怒、不满情绪很容易从网络黑产转向对监管部门和办案机关,形成瞬时的舆情压力。例如,在上述公共场所**以及个人信息泄露、倒卖事件中,潜在受害者成千上万甚至更多,在这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恐慌情绪支配下,舆论希望政法机关及时遏制犯罪的呼声较为普遍。然而,受制于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很快侦破;即便查处了,现有处罚力度也难以契合舆论期待。这种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在涉网络黑产舆情事件中已经多次出现,如果不能及时加以疏导,舆论积攒的负面情绪极易在个案中爆发。
3. 公众识别能力差 或诱发恐慌情绪传播
在网络黑产中,其产业链已经呈现出平台化、产业化、涉众化的特征。这种组织严密的群体性犯罪,使得公众很难准确识别,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其中。这种认识上的滞后性,导致一些别有用心者将网络黑产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关联,进而引发恐慌情绪否认传播。例如,在近期舆论热议的AI换脸软件舆情中,舆论场从初期对软件的好奇尝试转向后期的担忧恐慌,其转折点就在于有专业人士和网络大V指出,AI换脸很容易被网络黑产所利用,进而带来不可测风险。
应对策略
正因为网络黑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危害,处置不当极易将群体性情绪转至政府部门自身。因此,有关部门还需从实体工作出发,寻求多方合力形成共治局面。同时,积极推进顶层设计和舆论引导工作,从多角度提升网络黑产治理的实际效果。
1. 实体工作先行 宣传引导紧跟
作为打击网络黑产的主体,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需要不遗余力地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继续深化“净网”行动,另一方面需要对从各类网络热点事件和网络线索中发现网络黑产的蛛丝马迹,将风险化解在源头阶段、苗头时期。此外,在实体工作先行的基础上,政法机关还应根据现阶段网络黑产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宣传引导活动。一方面加大对公安机关打击网络黑产工作成果的宣传报道力度,增进公众了解,减少对公安机关不作为的质疑;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手段尤其是新媒体,将网络黑产的类型特征、高发领域、潜在危害,以典型案例等形式进行动态、扩散宣传,提高公众对网络黑产的辨识能力和警惕性。
2. 寻求多方合作 形成共治合力
目前,打击网络黑产是一项综合化社会化的工程,需要各个环节、各个链条、各个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其中以政法机关、网信部门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要积极寻求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打破彼此间的“信息孤岛”,综合运用各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网络黑产进行精准打击。目前,上海市相关政府机构已经与企业联合,成立了“威胁数据共享联盟”、上海反电信网络诈骗联合实验室等机构。这些有益尝试和经验,可以作为各地打击网络黑产有益的参考借鉴。
3. 推进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
在前文提及的热点舆情事件中,多数专家学者均提及,现行法律法规对于网络黑产的打击与治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一些法律法规,只是针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并没有精准涉及各种各样的网络黑色产业链;现有法律对网络实名制、日志留存等管理制度虽然有原则规定,但是落地实施困难。可以看到,这种法律规定层面的不适应,直接导致实际工作中,执法部门对网络黑产难以准确定性的情况时有出现,影响法律打击的准确性和威慑力。因此,有关部门还需推进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尽快制定出台打击网络犯罪的专门法律,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织密网络安全防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