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款打官司赢了 陕西咸阳：农民工讨薪 赢了官司又赔钱？

“他们多算了12个工程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新达公司承包给别人装的，要钱的时候没刨掉。”田景丰向记者解释道，“别人做的活怎么能向我要钱？他们已经多拿我的钱了。”至于一共超付了多少，田景丰再次表示“记不清”。

“‘12个多算’是借口。”面对田景丰的说法，新达公司“景丰项目部”的杨福彦经理，拿出了一份由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一家工程造价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报告中看到，经过重新核算，景丰公司依然欠着新达公司31万余元。

“我以为这就没问题了，当时想着不管在哪个法院，这个官司都打得赢。”闫国栋说。但形势在景丰公司提起反诉之后，开始逆转。

景丰公司在其《反诉状》中称，因为新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人员不足、管理不善、不按图纸施工，致使工程“延误168天”且“工程质量不合格”。按照合同约定每天罚款2000元的标准，要求法院判令对方支付违约金33万余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8万余元。

“33万，占到工程总价三分之一了！这么算下来给田家造房子每平方米才不到300块，连材料费都不够。”闫国栋说。但直到判决书下来以前，新达公司和张冬梅律师依然是乐观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庭上我们的证据很充分”。

一审结果出来后，景丰公司的要求得到了支持。这给闫国栋的第一感觉是难以置信。该判决书中写道，自工程验收之日起，原告实际延误工期172天，此项事实虽有景丰公司工作人员的签证，但未按约定加盖公章，因此误工“罚款”由新达公司承担。

对此判决，新达公司的张经理、杨福彦也都感到匪夷所思：“没想到，到手的32万真的又飞了。”

在判决中，工程的“验收之日”被定在2005年1月29日。“但其实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竣工验收’，这只是双方在保修期内组织的一次复查的日子。早在前3个月，景丰公司就已经进去用了。”张冬梅律师质疑道，“这是另一个案子的生效判决里已经承认的事实，同一家法院，为什么对这个证据视而不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2007年7月秦都区人民法院为“吴江万方公司向景丰公司追讨工程款”一案而做出的《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2004年10月21日，吴江万方公司进入“综合制剂车间”里进行净化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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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在师晓黎口中的“送达回证”上，签的是新达公司当时经理张西安的名字。但张西安在接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咨询的时候，却对此事不愿回应。

《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18个月没有正当理由不开庭，已经超过正常审理期限1年了。”张冬梅律师向记者表示，即使单方面想调解，民事案件调解不成也要尽快判决，不能无限制拖延。“一来没见到报批延长的手续，二来去年1月下的《裁定书》，一年多还没进行调解程序，不知法院怎么解释。”

对此质疑，郝成院副院长向记者回应称，案子18个月才开庭，确实是因为曾组织双方调解而“中止审理”了。对新达公司“从未收到”《裁定书》的说法，郝成院则表示“新达公司里的人很多，有人收到了，有人不清楚以为没收到，这很正常。”

面对同一质疑，师晓黎却明确声称“18个月不开庭绝对不可能。”当记者提到《陕西农村报》时，她沉默片刻，说“案子时间长了，所有材料都在案卷里。现在记不清了，必须看卷才知道。”

蹊跷二：“讨薪者”诉讼费“一分不少”，“欠薪者”诉讼费“可以缓交”？

在向景丰公司“讨薪”过程中，闫国栋遇上的“拦路虎”不止于此。

2008年3月28日，景丰公司提起了反诉。同时，向法院递交了另一份表格，申请缓交反诉费6250元，理由是“公司近期资金困难”。

同年4月2日，这份《诉讼费缓交、免交呈批表》上，就签上了秦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建利的名字：“同意缓交，执行中收取”。

“隔了1年零3个月才反诉，若按‘6个月结案’的标准做法，早就超过诉讼时效了。”更令闫国栋感到不平的是，“为啥以咱农民工为主的施工方通过法院维权，必须先缴诉讼费，一分不能少，而实力雄厚的田家企业能不交诉讼费。这不是反过来了吗？”

国务院令第481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明确规定：“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可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3条也指出，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而景丰公司的情况，不在13种可以明确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之内。

“法律规定的救助对象不是他们，是我们。”闫国栋叹息着告诉记者，他们立案时需要缴纳的各种诉讼费用，加起来有8330元，但法院并不“救助”。“我们立案的时候非常困难，也跟秦都区人民法院立案厅面谈过，希望能缓交。但他们说‘你们不是以个人名义起诉，是有法人的，不交诉讼费的话就不能立案’。”

不立案工资就追不回来，闫国栋只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了这8000余元。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记者调查发现，田家企业在秦都区人民法院不交诉讼费，却几成“惯例”。

除了景丰公司外，咸阳中医肿瘤医院、咸阳中医肿瘤研究院都是田家企业。2003年11月28日，在咸阳礼泉县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礼泉公司”）向咸阳中医肿瘤医院追讨工程款一案中，医院以“两个基本账户被查封、冻结，资金困难，无钱交诉讼费”为由，向秦都区人民法院申请20850元的反诉费“免交”；2007年3月19日，在吴江万方空调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万方公司”）向景丰公司追讨工程款一案中，景丰公司又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该法院申请“缓交”。批准人均为秦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建利。

“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诉讼费‘减缓免’范围里，不包括企业的商业行为。”张冬梅律师向中国青年报表示，即使申请救助，也要提交“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法院批准田家企业的申请，究竟有没有证据？对此，郝成院副院长向记者表示“批准‘减缓免’诉讼费在陈建利的职权范围之内”。至于“有何证据”，由于陈建利目前已不在秦都区人民法院任职，因此他们“并不清楚”。

为弄清此事，记者来到距离咸阳市160公里的旬邑县，希望采访目前已升任该县法院院长的陈建利。但旬邑县人民法院以“采访必须有县委宣传部的批准”为由，拒绝了本报入内采访的请求。记者随即拨打陈建利的手机和办公电话，但截止发稿，对方一直不予接听。

对于申请缓交6250元反诉费的理由，田景丰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新达的案子之前，我还有个跟礼泉公司的工程官司在打着。为了打这个官司，法院提前把我医院的账户封掉了。官司现在还没打完，账户也没解封，钱取不出来。”但当记者问及“没有资金，医院如何常年维持运营”时，田景丰没有正面回答。

礼泉公司的代理律师，正好也是张冬梅。“田景丰自己对外宣称有几个亿的资产，不存在资金困难的问题。至于那个没解封的账户，据我所知，里面的钱只有80多万，对田家企业来说是九牛一毛。”她质疑道。

蹊跷三：到手的32万又飞了？

对于“拖欠”32.5万元工程尾款一说，田景丰本人并不承认。